黄祖合博士大律师：13558332398（手机微信同号）

随着社会转型期新型犯罪形态的涌现，刑法条文的滞后性使得司法实践中扩大解释的应用日益频繁。例如，将“信用卡”解释为包含虚拟支付账户，或将“公共交通工具”扩展至网约车场景，均体现了扩大解释的现实必要性。这种解释方法通过挖掘法律文本的弹性空间，在文义射程范围内回应技术发展与社会变迁，例如将虚拟货币纳入“财物”范畴以规制新型财产犯罪，或通过“危险方法”条款惩治高空抛物行为。然而，若解释超出词义射程范围，可能倒向类推解释的范畴，威胁罪刑法定原则的核心价值。例如，将“虐待罪”适用于非家庭成员或“串通投标罪”强行扩展至拍卖领域，均因突破国民预测可能性而引发争议。

本文认为，扩大解释的正当性需以三重边界为约束：其一，严格遵循文义射程理论，以法律条文的语言学含义为限，确保解释结论符合公众认知；其二，依托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化要求，通过目的解释与体系解释实现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的平衡；其三，构建程序性制约机制，如强化司法解释的公开性与公众参与，避免司法权恣意扩张。典型案例表明，合理运用扩大解释可弥合法律滞后性与社会复杂性间的矛盾，但需警惕过度扩张引发的口袋罪泛化、司法资源浪费及公民自由受限等风险。唯有在规范弹性与法治底线的动态平衡中，才能实现刑法解释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为司法实践提供有效理论指引。

一、刑法扩大解释概述

（一）刑法扩大解释的概念

刑法扩大解释是指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前提下，对法律条文用语进行符合社会现实需求的延伸性阐释。其核心在于通过对法律规范语义射程的合理推演，在不突破条文可能含义的边界内，实现法律文本与社会价值的动态衔接。解释过程中需严格区分扩大解释与类推适用的本质差异，前者立足于法律内在逻辑的延展，后者则属于法律未明示的规范创设。现代刑法理论强调，扩大解释应当符合国民预测可能性，通过语义分析、立法沿革考察及规范目的探求，确保解释结论既契合刑事政策需求，又能有效维护法律体系的稳定性。该解释方法在弥补法律滞后性缺陷的同时，通过规范化的解释规则限制司法恣意，体现了刑法保障人权与惩治犯罪的双重功能平衡。

（二）刑法解释的必要性

1.法律文本的先天局限与解释需求

法律语言作为社会共识的规范化表达，其抽象性与简约性特征决定了必然存在解释空间。在风险社会语境下，新型危害行为往往突破既有罪名体系的规制范畴，如网络暴力催生的“精神胁迫”型犯罪、人工智能引发的伦理风险行为等。若固守罪刑法定原则的僵化理解，将“暴力”局限于物理接触、将“财物”限定为有体物，将导致大量实质法益侵害行为游离于刑事法网之外。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将"威胁"扩展至精神强制领域，正是通过目的解释激活法律文本的规制潜能，在语义射程范围内实现立法目的与司法实践的动态衔接。

2.风险社会的规范进化需求

技术发展呈现指数级增长态势，而刑法作为成文法具有天然的滞后性。以网络犯罪为例，区块链技术催生的虚拟货币洗钱、深度伪造技术制造的虚假信息犯罪，均超出了传统刑法规范的预设场景。司法实践通过扩大解释将"财物"概念延展至数字资产，将"虚假信息"范畴纳入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实质上是运用规范目的解释方法，在立法框架内构建应对新型风险的规范演进机制。这种解释活动不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背离，而是借助法律文本的弹性空间，实现刑法规范的时代适应性调整。

3.实质正义的价值矫正功能

形式法治可能因机械适用法律导致反伦理后果。这种解释方式旨在填补法律空白，使法律条文能够适应社会变迁带来的新型犯罪形态，从而维护法律的公平与正义。在“为危重病人代购救命药”等案件中，若严格遵循“毒品”的字面含义，将合理自用行为纳入贩卖毒品罪的规制范围，显然背离刑法的人道主义精神。此类案件的处理展现了解释活动的价值导向功能：通过目的解释限缩构成要件，既维护了药品管制秩序，又避免了不当扩大刑罚打击面。这种在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的平衡术，正是刑法解释作为“活的法律”的重要实践价值。

4.激活司法生命力

刑法文本作为静态规范系统，其生命力源于司法实践中的动态解释。面对自动驾驶责任认定、基因编辑伦理等新挑战，司法者需借助体系解释、比较法解释等方法，在文义可能范围内续造规范内涵。正如高空抛物入刑的司法实践，通过扩大解释将“危险方法”延伸至高空抛物行为，既延续了刑法第114条的规范目的，又回应了城市治理的新型风险。这种解释活动不是对立法权的僭越，而是在宪法框架内实现法律续造的必要路径。

现代刑法解释已突破单纯的语义阐释功能，成为连接立法原意与司法实践的动态桥梁。在风险社会的规范进化进程中，合理的扩大解释既是填补法律漏洞的现实需要，更是实现刑法正义价值的必要手段。但其边界必须严格限定在文义射程之内，通过目的解释与体系解释的协同作用，确保刑事司法既守护规范秩序，又彰显人文温度。

综上所述，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的界限在于是否超出法律条文的文义射程。司法实践应在罪刑法定原则框架下，合理运用扩大解释，避免其异化为类推解释，以保障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民的自由权利。

（三）刑法扩大解释的合法性基础

1.法理依据

扩大解释的合法性基础源于法理依据、实践需求和程序正当性。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基石，但该原则并非要求机械地拘泥于文字的字面含义而是要求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才能定罪处罚。然而，现代刑法理论强调实质的罪刑法定，即在法律文本可能的语义范围内，结合立法目的和社会现实进行解释。现代刑法理论强调实质的罪刑法定，即在法律文本可能的语义范围内，结合立法目的和社会现实进行解释。扩大解释正是基于这一理念，通过挖掘法律条文的潜在含义，确保法律适应社会变迁，实现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的双重任务，弥补立法时未能预见的情形，确保法律适应社会变迁。法律语言具有抽象性和概括性，条文本身无法穷尽所有情形。扩大解释通过揭示法律隐含的规范意图，填补法律漏洞，避免因僵化解释导致实质不公。刑法的根本目的是保护法益（如生命、财产、社会秩序等）。当新型犯罪方式出现时，若严格按字面解释会导致法益保护缺位，此时扩大解释成为必要手段。扩大解释需考虑刑法条文之间的逻辑关系，避免体系冲突。例如，总则与分则的衔接、罪刑均衡原则的贯彻，均可能通过扩大解释实现规范协调。

2.实践需求

面对法律滞后性与社会变迁，法律文本的定型化与社会的动态性矛盾，同时社会形态、技术手段、犯罪模式持续演变。成文法的稳定性往往难以及时回应社会发展带来的新型犯罪挑战。扩大解释作为法律适应性调整的关键工具，能够在司法层面提供临时解决方案，为立法完善争取时间。应对法律滞后性与社会变迁，扩大解释通过挖掘法律条文的潜在含义，使既有规范能够覆盖立法时未预见的新情形，避免法律真空。另一方面，立法修订需经过严格程序，难以及时回应突发性、短期性社会问题。扩大解释可在司法层面提供临时解决方案，为立法完善争取时间。适应技术发展的新型挑战，传统刑法概念需通过扩大解释覆盖虚拟空间、数字资产、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例如将网络攻击解释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将虚拟货币纳入“财产”范畴。最后统一司法裁判标准地域差异与裁判分歧，不同地区法院对同一法条可能因社会背景差异产生理解偏差。扩大解释通过最高司法机关的指导性意见或司法解释，明确法律适用的统一标准，减少同案不同判的现象。

3.程序正当性

程序正当性是确保刑法扩大解释合法性与合理性的重要保障。首先，程序正当性通过规范解释流程的公开性与透明性，要求司法机关在扩大解释时必须遵循既定程序，避免解释权行使的恣意性。这种程序约束能够将扩大解释的边界限定在民主协商与专业论证的框架内，防止司法权借解释之名僭越立法权限。其次，程序正当性强调公众参与机制的嵌入，通过听证会、社会调查等方式吸纳公众对法律语义的普遍认知，确保解释结论符合“国民预测可能性”这一实质标准，从而弥合法律专业性与社会共识之间的鸿沟。此外，程序正当性通过构建监督制衡机制，对扩大解释的合宪性与合法性进行动态审查，既防止解释结论突破罪刑法定原则的刚性约束，又为解释活动提供制度化的纠错路径。本质上，程序正当性通过“过程控制”而非单纯依赖实体规则，为扩大解释的合理扩张与风险防范提供了双重保障，使其在应对社会变迁时既能保持法律体系的适应性，又能坚守法治底线。司法解释的公开化与公众参与机制的引入，为扩大解释的合法性提供了程序保障。公众参与机制则使法律解释过程成为凝聚社会共识的民主司法过程，增强了司法解释与社会的适应性，为司法解释提供了广大的社会经验。这种开放型解释机制正在构建司法与社会的桥梁。

（四）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的界限

在法律解释领域，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是两种重要的解释方法，但其界限分明，直接影响司法实践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扩大解释，是指在法律条文文字含义的范围内，根据立法目的和社会现实需要，对法律条文进行超越字面含义但仍在文义射程之内的解释。例如，在“高空抛物案”中，法院将“高空抛物”解释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其他危险方法”，以适应新型犯罪形态。这种解释方法旨在弥补法律滞后性，确保法律适应社会变迁。其合法性在于遵循罪刑法定原则，以文义射程为边界，不超出社会一般人的合理预期。

类推解释，则是通过相似性推理，将法律未明文规定但相似于已规定的行为纳入规制范围。例如，在“串通拍卖被类推为‘串通投标’案”中，法院试图将拍卖行为类推解释为投标行为，最终被上级法院驳回。类推解释因超出法律条文的文义射程，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可能导致司法权滥用和公民自由侵犯，故被严格禁止。

两者核心区别在于是否超出文义射程。扩大解释在文义射程内，是法律解释的正当手段；类推解释超出文义射程，突破罪刑法定原则。在司法实践中，需警惕扩大解释的过度扩张，避免其异化为类推解释。例如，在“比特币盗窃案”中，将比特币解释为《刑法》中的“财物”，虽属扩大解释，但需确保符合社会一般人的合理预期。

为实现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的合理区分，司法实践应遵循以下原则：一是坚持罪刑法定原则，明确禁止类推解释；二是强化司法解释的公开性和公众参与，确保解释结论的合理性；三是建立反馈程序机制，协调司法与立法权限，防止解释权越界。

二、扩大解释的实践应用与争议

（一）典型案例分析

刑法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的界限在实践中往往通过具体案件显现。本章选取近年司法实践中的代表性案例，结合学界争议与司法解释，分析合法扩大解释的适用逻辑及类推解释的越界风险，揭示两者的核心区分标准。

1.合法扩大解释的典型案例

高空抛物案：公共安全保护的适应性解释

案件事实：2020年，广州某小区发生一起高空抛物事件，一枚鸡蛋从30层楼坠落后击中婴儿车，导致车体严重损坏。法院援引《刑法》第114条“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行为人定罪。解释逻辑：传统“危险方法”通常指纵火、爆炸等行为，但本案法官认为，高空抛物对不特定人群安全的现实威胁与立法保护公共安全的目的一致。鸡蛋虽小，但30层高度下产生的冲击力足以致命，符合“危险方法”的文义射程。争议焦点：批评者认为抛物行为与爆炸等传统手段差异过大，但支持者强调其危害性本质相同。最高法将此案列为指导案例后，各地类似判决趋于统一。  

比特币盗窃案：虚拟财产的刑法认定

司法实践中对虚拟财产犯罪认定标准的突破性探索，集中体现于上海某比特币盗窃案（2021）。司法机关基于财产犯罪实质解释立场，着重考察比特币兼具经济价值、排他控制与流通功能三大核心特征，认定其完全符合《刑法》第264条“财物”之规范保护目的，法院以盗窃罪定罪量刑。该判决创造性援引央行《关于防范虚拟货币交易风险的通知》的监管定性，结合法益保护原则将加密货币纳入物权客体范畴，认定其属于刑法保护的财产范畴有效弥合了数字时代财产形态革新与传统刑法概念之间的规范裂隙。学界通说对此持肯定态度，张明楷教授强调，固守“财物物理形态说”的形式解释论已难以适应网络犯罪治理需求。实质解释路径通过穿透式审查财产权益本质，既坚守罪刑法定原则的语义边界（比特币仍属“电磁记录”载体），又借助“功能等同”理论实现法益保护的周延性。此类裁判规则的确立，标志着我国刑事司法正从“物理空间本位”向“数据价值本位”的解释范式转型，为新型财产犯罪提供了兼具稳定性与适应性的规制方案。

2.类推解释的越界案例    

串通拍卖被类推为“串通投标”案

案件事实：某拍卖会上，竞拍者私下约定压价，法院试图以“串通投标罪”定罪，最终被上级法院驳回。越界逻辑：拍卖与投标虽同属竞价行为，但《刑法》第223条明确限定为“投标”，强行扩展至拍卖系类推解释。学界批评：周光权指出，此类解释混淆了“行为相似性”与“法定性”，突破罪刑法定原则。  

“虚假恐吓邮件案”的类推风险

案件背景：肖某发送虚假炭疽病毒邮件引发公众恐慌，法院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引发争议。问题核心：邮件虽造成恐慌，但缺乏爆炸、纵火等行为的物理危险性。并且以为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所造成的损害仅限于物质损害，心理损害不属于该罪的危害结果，该案的危害结果属于扰乱社会秩序，可以适用传播虚假危险物质罪。

在“串通投标案”中，法院将《刑法》第223条“串通投标罪”扩展至拍卖行为，混淆了“投标”与“拍卖”的法律本质。尽管二者均涉及竞价，但“投标”特指法定招投标程序，而拍卖属于独立交易机制。强行扩展超出“投标”的文义射程，实为类推解释，违背罪刑法定原则，模糊了法律明确性边界。在“虚假恐吓邮件案”中，法院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但该行为仅引发心理恐慌，缺乏爆炸、纵火等物理危险性，超出该罪“危害结果”的法定范围（限于物质损害）。此类解释突破文义核心，违背公众预测可能性，导致法律适用泛化，损害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约束力。

（二）社会需求与司法扩大解释的平衡

刑法扩大解释的适用需在回应社会需求与维护司法克制之间寻求动态平衡。结合我国转型期司法实践与理论争议，从必要性、风险性及平衡路径三方面展开论述，揭示司法能动性与社会需求互动的内在逻辑。

1.法律滞后性与新型犯罪挑战

刑法扩大解释作为司法实践中弥合法律滞后性与社会复杂性矛盾的重要工具，在科技高速迭代背景下，法律滞后性与新型犯罪频发形成张力。扩大解释作为法律适应性调整的关键，必需以罪刑法定原则为基础，通过扩大解释技术挖掘法律文本的延展空间，将新型危害行为纳入规制范畴。同时配套立法动态评估机制与跨领域协同治理，借助司法解释、案例指引提升规则弹性。但须强化论证说理与程序监督，防范司法权滥用，确保扩大解释在保障人权与惩治犯罪间维持价值平衡。

2.纠纷激增与实质正义的追求

社会转型期纠纷激增与司法资源供给不足，扩大解释成为追求实质正义的实践路径。在罪刑法定框架下，通过扩大解释等方法增加条文包容性，将新型权利争议、复杂利益冲突纳入司法范围。同时需以动态立法完善规则体系，依托指导性案例统一裁判尺度，并通过强化论证说理与听证程序约束解释恣意，实现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平衡。司法机关将“财物”扩大解释为包含虚拟货币，既契合技术发展需求，又实现了对财产权的实质保护。王德玲指出，能动司法通过“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的裁判理念，缓解了机械执法可能引发的个案不公。

3.民意与法益的平衡需求

在刑法解释学框架下，法律解释的扩张边界需建构动态平衡机制。民意作为社会共同体的普遍价值追求，反映法律规范的社会需求；法益则表征法律系统的规范性保护价值。二者要求司法机关通过程序正义与比例原则进行价值衡平：既需通过立法层面的公众参与吸纳合理民意，亦须在解释层面坚守法益保护的核心要求。法律体系应保持对社会发展的相匹配，同时通过教义学方法对非理性民意进行专业筛选，维系法律稳定性与实质正义的重大目标。

4.司法能动性的潜在风险与制约因素

司法权威与稳定性的削弱，法律解释的过度扩张将影响司法判断的预期。这不仅导致裁判标准因解释者价值取向产生波动，削弱法律适用的统一性与可预测性，更会引发公众对司法客观性的质疑。法律条款的确定性作为权力制约的载体，在扩大解释的侵蚀下面临双重危机：既突破公民行为自由的保障边界，也使司法权在实质化论证中突破法律原则的约束，成为为不受规范控制的力量。维护司法公信需要构建解释权运行的规则，通过类型化基准与论证强化说理程序的刚性制约，使法律解释始终在文本客观体现与体系的协调中展开。

（三）过度扩张的潜在风险

1.司法资源消耗与降低审理效率

（1）案件数量剧增提高审判压力

扩大解释的频繁适用可能导致轻微刑事案件数量剧增。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的替考罪、虚假诉讼罪等轻罪条款，虽回应了社会需求，但实践中因缺乏明确的立案标准，导致大量情节轻微的纠纷被纳入刑事程序。据统计，2023年全国法院审理的轻罪案件占比超过40%，部分基层法院面临“案多人少”的困境。  

（2）司法成本加重

法律解释的扩张性在实现个案正义的同时，可能引发司法系统运行效率的资源浪费。当解释活动突破词意射程的范围边界时，裁判者须投入更多论证资源完成说理论证，当事人则需承担因法律适用弹性化衍生的诉讼风险。这种双方成本的叠加，不仅延长诉讼周期，更可能触发审级制度中的争议。如何在法教义学内保持解释力度的适度平衡，成为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难题。

2.公民自由与权利的侵犯

（1）突破罪刑法定的类推风险

类推解释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突破反应出法律稳定性与个案公正的矛盾。罪刑法定以成文法形式圈出国家刑罚权的边界，其核心在于通过明确性规范限制司法恣意，而类推解释借助超出预测可能性的相似性将未明文规定的行为纳入犯罪范畴。该种解释方法虽可缓解法律滞后性困境，却可能消弭刑法作为公民行为自由指导的功能：一方面，模糊法律文本的确定性预期，动摇成文法治的根底；另一方面，给予司法者过度自由裁量空间，形成权力跨越规范的风险。

（2）模糊标准下的判决差异

法律解释的扩张性运用在标准模糊化场域中，容易形成判罚标准的差异鸿沟。当解释边界突破规范语义的核心射程时，法官对法律要件的裁量空间呈现指数级扩张，导致类似案件裁判中法律推理的或然性增强。这种规范适用不确定性的积累，不仅削弱司法裁判的可预见性价值，更可能引发社会对裁判正当性的质疑。如何在维护法律稳定性与实现个案衡平之间搭建裁量约束机制，成为司法治理现代化的关键。高空抛物罪虽被纳入危害公共安全罪范畴，但“危险程度”的认定取决于法官主观判断。部分案件中，抛掷物品大小重量、楼层高度等客观因素没有一个统一标准，同类行为在不同地区判决出现同案不同判现象频频发生，损害司法公信力。

3.法律衔接的冲突

（1）刑民交叉领域的衔接困境

法律解释的扩张性运用在部门法交叉场域中，容易破坏法律体系的协调性。刑法严格解释原则与民法意思自治原则形成冲突时，同一法律概念的扩张边界可能解释出相异的法律评价标准。这种规范差异不仅导致责任认定的模糊化，更可能动摇法秩序统一性基础。当刑民法律规范在行为定性层面产生交织，通过解释论限缩限定可以实现部门法相统一，相衔接。虚假诉讼入刑后，因《民事诉讼法》对“捏造事实”的界定模糊，刑事判决常与民事裁判结论矛盾。某案件中，民事法院认定证据不足驳回起诉，刑事法院却以同一事实定罪，导致法律适用混乱。

（2）刑法“兜底条款”的滥用风险

法律条文的扩大解释可能模糊其适用范围，使原本明确的规则逐渐演变成"万能条款"。当解释范围超出立法本意时，具体规范可能被当作处理各类问题的兜底工具，导致法律适用失去精准性。这种泛化不仅削弱条文原有的规范功能，还可能造成不同案件处理标准的混乱。法官在裁判中需耗费更多精力界定边界，当事人也难以预见法律后果。《刑法》第225条“其他非法经营行为”的扩大适用尤为典型。早期司法解释将“网络刷单”“代购奶粉”等行为纳入其中，但因缺乏行政法前置性规定，部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存疑。学者何荣功指出，此类解释实质是“以刑事手段替代行政监管”，违背刑法最后手段性原则。

三、刑法扩大解释的限制路径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约束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现代刑法的基石，其核心在于“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这一原则通过限制国家刑罚权的恣意行使，保障公民的行为自由与基本人权。在刑法扩大解释的适用中，罪刑法定原则构成刚性约束，要求任何解释活动必须严格遵循法律文本的明文规定，禁止突破文义射程的类推解释，确保刑法适用的明确性与可预测性。  

首先，罪刑法定原则以文义射程理论划定扩大解释的边界。法律条文的语言含义构成解释的起点与终点，司法者虽可在文义可能的范围内进行目的性扩展，但不得超出社会一般人的合理预期。例如，将“信用卡”扩大解释为包含虚拟支付账户，因其仍属于“信用工具”的语义范畴，且符合数字时代公众对支付方式的普遍认知，属于合法扩大解释。但若将“虐待罪”适用于非家庭成员（如虐待动物），则因突破“家庭成员”的语义核心，构成类推解释，违背罪刑法定原则。文义射程的限定既防范司法权的扩张，又维护法律语言的权威性。  

其次，罪刑法定原则通过禁止类推解释强化形式法治。类推解释通过行为相似性将法无明文规定的行为入罪，实质是以司法权僭越立法权。例如，将拍卖中的串通压价行为类推为“串通投标罪”，因“投标”与“拍卖”在竞价机制上存在本质差异，强行扩展将破坏刑法的明确性。罪刑法定原则要求严格区分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前者在文义射程内“激活”法律规范，后者则突破语义边界“创造”新规则。这种区分保障了公民对法律后果的合理预期，避免司法裁判陷入主观恣意。

为强化罪刑法定原则对扩大解释的约束，需以文义射程为刚性边界，禁止任何突破条文可能含义的类推解释。明确法律用语的核心语义，通过司法解释细化兜底条款的同类解释规则。同时，建立公众预测可能性评估机制，确保解释结论符合社会普遍预期，并通过合宪性审查监督争议性解释，防止司法权僭越立法权，维护刑法的明确性与公民自由。

（二）公众预测可能性的考量

公众预测可能性作为刑法解释的重要实质标准，要求解释结论不得超出社会一般人的合理预期，对于限制司法权恣意、维护法律权威、平衡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具有重要意义。为更好地在刑法解释中体现这一原则，可采取以下对策：

1.制度化公众参与机制

在刑法解释过程中引入公众参与，如通过公开征求意见、举行听证会等形式，让公众直接表达其对法律条文的理解与预期。这不仅能增强解释结论的民主性和可接受性，还能使司法决策更加贴近社会实际，避免法律脱离公众认知。

2.构建预测可能性评估体系

制定量化的评估指标和方法，如开展社会调查、组织专家评审等，对刑法解释可能引发的公众反应进行预判。通过科学、客观的评估，确保解释结论在公众合理预期范围内，减少因法律解释不当而引发的社会争议。

3.强化法官司法克制意识

加强对法官的培训与教育，使其深刻认识公众预测可能性对刑法解释的重要性。在解释法律时，法官应秉持司法克制原则，优先考虑公众的一般认知，避免因个人主观判断导致解释结论偏离社会预期，从而维护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

4.完善解释公开透明机制

及时公开刑法解释的过程和结果，接受公众监督。通过公开透明，增强公众对法律解释的理解和信任，同时促使司法机关在解释法律时更加谨慎，确保解释结论的公正性和合理性。

5.加强法律解释宣传普及

利用媒体、讲座、宣传册等多种渠道，向公众普及刑法解释的原则和考量因素。提高公众对法律预测可能性的认识，增强其参与法律讨论的意愿和能力，形成法律解释与社会预期的良性互动。

（三）司法与立法权限的协调

司法与立法权限的协调是法治体系中的重要议题，尤其在刑法领域，扩大解释的合理运用对于应对新型犯罪、维护法律生命力至关重要。在风险社会背景下，法律文本的抽象性与简约性决定了其必然存在解释空间，而新型危害行为如网络暴力催生的“精神胁迫”型犯罪，往往突破既有罪名体系的规制范畴。若固守僵化的罪刑法定原则，将导致大量实质法益侵害行为游离于刑事法网之外。因此，扩大解释成为司法实践中填补法律空白、平衡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的关键手段。

然而，扩大解释也面临挑战。其核心风险在于与类推解释的界限模糊，一旦越界，将威胁法律权威性和公民自由权利。例如，在“一元木马”网络诈骗案中，司法扩大解释将诈骗后果延伸至被害人精神失常等情形，虽强化了打击力度，但需警惕过度扩张。同时，司法能动性可能削弱法律稳定性，如牟林翰案中将婚前同居关系认定为“家庭成员”，引发对类推解释的质疑。

为协调司法与立法权限，需构建多重机制。首先，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刚性约束，明确刑法条文表述，避免模糊性条款过度扩大解释空间。其次，强化司法解释的公开性与公众参与，通过全过程信息公开和意见征集，增强法律解释透明度与民主性。例如，两高关于网络犯罪的司法解释，经公开征求意见后明确入罪门槛，平衡了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

此外，建立反馈程序机制至关重要。司法实践中的扩大解释需通过案例指导制度、合宪性审查等方式接受立法机关监督，防止解释权越界。在人工智能伦理领域，自动驾驶责任认定等新型法律问题，需立法与司法协同，通过目的解释明确技术规范与伦理边界。

综上所述，司法与立法权限的协调应以罪刑法定原则为基础，通过公开透明、公众参与和反馈监督机制，确保扩大解释在合法性与合理性框架内运行。这既是对法治原则的坚守，也是对风险社会挑战的积极回应。